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個問題,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中央認為應使干部對于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于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毛澤東:《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后的斗爭有利益,對今后黨和人民有利益。
毛澤東:《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做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
毛澤東:《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覀冊鯓友芯磕??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黨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只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研究中國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國黨史的關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國黨史了。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如果不研究中國黨的歷史的發展,中國黨的思想斗爭、政治斗爭,我們的研究就不會有結果。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眾、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時開始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沒有徹底……五四運動準備了大革命,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一階段(指大革命時期,編者注)內我們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正確的地方是實現了國共合作,打擊的目標是對的,革命隊伍的組織是對的。后來發生了陳獨秀路線,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不對了。當國民黨準備實行叛變革命,要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丟了,要把我們和革命群眾丟了的時候,我們還和它聯合,這是右的機會主義。情況變化了,我們的政策路線沒有跟著變。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第二個時期(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好先生,就是蔣介石。他把我們趕到農村去。這個時期很長,十年內戰,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農村不可。這十年的頭幾年對農村了解還是不那么深刻,后來才比較了解,了解得也比較深刻。這個時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我們黨帶來了很大損失,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把我們黨在農村中的大部分根據地搞垮了。
毛澤東:《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25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七大”關于選舉問題的講話》(1945年6月10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三個時期,就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我們和國民黨停戰,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這個時候,我們的同志可能公開到國民黨地區的城市里去了。原來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王明又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我們黨清算了他們的錯誤路線,真正找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道路。
毛澤東:《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25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第四個時期(指解放戰爭時期,編者注),在蔣介石進攻我們的時候,把蔣介石打倒,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25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是站立起來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在七次大會以來的十一年中,我們在一個地廣人多、情況復雜的大國內,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在兩個革命的實踐中,證明了從七次大會到現在,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黨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我們的黨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我們的黨已經成了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七卷
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
毛澤東:《十年總結》(1960年6月18日),《老一代革命家論黨史與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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