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九成

　　1934年隆冬的一天，21歲的張桂英帶著北方局的使命，收起齊耳短發，脫下妙齡女郎的艷裝，扮成一位地道的農婦，離開繁華的鬧市天津，返回闊別已久的故鄉濮陽。張桂英以機要秘書的身份，與直南特委秘書長王明扮做“夫妻”，住到了安陽市東南毛家莊仲元的兩間茅草屋里，建起了直南特委秘書處。

　　直南特委秘書處的工作既忙碌又艱苦。王明的公開身份是商人，自稱瓷器店老板，桂英自然成了老板娘。每天破曉，王明騎輛破破爛爛的自行車，后衣架上帶幾本賣不完的《馬可福音》、《路太福音》之類的“圣經”，以傳教、經商之名奔波于安陽、濮陽等地，搜集情報、散發傳單、發展組織，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桂英留在家里，桌上放著針線活和幾本《水滸傳》、《西游記》等古典小說，串門的鄰居來了就攀家常、做針線、讀閑書，走了就刻鋼板、印傳單、抄密件。此外，還要給王明洗衣服、曬被子，出門的時候送送，回來時接接，樣樣事兒都配合得天衣無縫。就連房東毛老漢及毛大媽、大嫂也從來未看出什么破綻。

　　桂英最麻煩的是那兩張床，最忌諱的是別人喊嫂子，可又無法回避。每天早晨，人不起床他倆就得起來，把兩張床并在一起，被子疊到一起，然后再布置一下房間，開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夜晚人靜了，再把床分開，各自入睡，就這樣一直堅持了四年之久。一次，一位客人進門就祝福似地說：“生活挺幸福吧！”桂英的臉刷地紅到了耳根，心砰砰直跳。但她馬上抑制住這一切，微笑著說：“幸福！老弟請坐！”客人哪里知道，桂英還是一位純潔的姑娘。

　　在桂英和王明扮做夫妻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的幾年間，濮陽一帶的天災人禍極為嚴重，水、旱、蝗、湯年甚一年。反動官府橫征暴斂，地主豪紳加租增稅，廣大人民群眾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桂英和王明更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三天兩頭斷炊煙。有時下地剜野菜，有時去河里撈蛤蜊，肚子經常餓得咕咕叫。一月幾個錢的經費除了繳房租外，還得給地頭蛇保甲長送禮。哪里有錢顧及自己的吃穿！一年好賴算熬過去了，說話間到了除夕。那些喝飽了人民血汗的豪門大戶，張燈結彩，殺豬宰羊，飲酒做樂，好不痛快。就是平民小戶，也竭盡所有，美食一頓，合家團圓。然而，桂英和王明的“家”卻是另一番情景。兩間小房子空空蕩蕩，灶窩里沒個火星兒，米干面凈，什么油啦、鹽啦就更不用說了，東墻到“西山”，除了能找到些沙土之外，再也不見什么。桂英看著王明，王明看著桂英，4只眼睛呆癡癡的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幸好，墻上吊著的葫蘆頭里還有一碗豆子。桂英急忙取下來，用蒜臼搗成碎糝糝，做了一鍋“照人湯”，算是吃了一頓除夕飯。

　　這頓除夕飯雖然很寒酸，但在桂英和王明看來，勝過山珍海味。這不光是“餓了吃糠勝似蜜”之故，而更嚴重的還是他們心里明白，嚴冬過后就是春！